将佛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毁，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并且推动抵制犹太商店、医院、律师。
各族群、各阶层矛盾不可谓不尖锐。社会不公首先体现为司法不公美国国内政治长期稳定，归功于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执法，因而弱势群体也对司法公正具有信心。
恰如下水道畅通无阻，就不会污水四溢，波及整栋房屋甚至小区。如今习近平批准一举撤销，堪称一桩大功德。劳教制度久为世人诟病。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中共决定执行劳教制度，同建国初发动的大批处决拘押者的镇反运动相比，少杀百万人。北宋范仲淹为相，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
如果访民不是怨大苦深，不会走到这一步。基于此，自然应该以司法公正破题，以解开社会不公正的死结。中国面临两种选择薄熙来事件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财经》：各种矛盾的逐渐积累，还有些什么原因？吴敬琏：具体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是一条：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不断加强，就不断使社会矛盾激化。
一些人会说：现在腐败这么严重，难道不应该通过加强干预来抑制腐败吗？吴敬琏：十年的经历表明，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般农民不能充分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其实这两者也是互相制约的，尤其是法治的不健全，对市场的不完善也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另外，虽然党代表大会要求平等保护物权，但是民营经济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公民的合法财产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市场主体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张卓元：这些年一直在喊转变政府职能，可是南方某省一个民营企业家要建一个港口，跑手续竟然要盖400多个章。
中国多年经济繁荣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不断发展壮大和固化，能量很大，已成为阻挠和反对深化改革的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记得2003年通过《行政许可法》时，我抱有很大希望。中国承袭这种传统，在各个领域设立了大量的行政许可。要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如果趑趄不前，甚至选择错误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恐有中途夭折之虞。把唱红当政治运动来搞，不惜代价，打黑更是动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运用政治运动方式打击那么多的人，实际上已经是侵犯人权、入人以罪。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实现职能转换，还存在许多扭曲，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江平：重庆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国存在极左的思潮。
在你们看来，过去十年中国在法治方面有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江平：立法方面有所前进，行政体制改革也有些成效，在政治透明度、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许可法方面都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东西。据2002年中国政府的报告，国务院65个部门在三年中共清理出各类行政审批项目达4159项，由此可见行政许可之多、之滥。
当年11月，中纪委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议，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力度。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要求是不相符的，那时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党政分开，党在政治上领导。
市场不能够解决的，由中介组织解决。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社会又逐渐恢复到国家干预过多的局面，办一件事要经过许许多多机构的批准。他们将其称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就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庆薄熙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它背负着大量旧体制的遗产。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产生了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后又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政府控制资源太多，对市场的介入太深。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政府不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危险的，也是和法治理念相悖离的。
《反垄断法》没有对行政垄断作出规定。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很不相同的处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在群体性事件的压力下，没有进一步改革，反而变得保守。也许正因为如此，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推进改革，以便在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本来不应该国家干预的，国家干预得太多，这是造成腐败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些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现在强调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强调政法委员会对法院的绝对领导，这就走向了一个错误的倾向。正如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或者如邓小平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张卓元：公权力缺乏有力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某些权力部门的存在甚或强化，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他们深知，作为一个历史包袱沉重的超大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注定艰难曲折。
张卓元：中国贫富差距不合理主要是由于权力的腐败。《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凡是市场自己能解决的，由市场去决定。
到2004年初宣布这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风头一过，行政审批很快就死灰复燃。他们提供的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结论是：由于寻租的制度基础庞大，腐败的规模是十分惊人的。
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政府干预的巨大空间，公权和私权必然要发生碰撞，甚至是激烈的碰撞。市场制度的运行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的支持。正是由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又停滞不前，各种各样的主张开始出现，甚至一些极端主张也有不少人赞成拥护。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恐怕很难避免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中国形成了一种政府管控下，或称政府驾驭下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体制，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按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有人说，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因为私有经济占比太大。
可是近年来越来越强调，人大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甚至法院也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诚如吴敬琏十年前所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题，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腐败猖獗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暴富。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也还处于粗陋的原始状态，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仍然是一种政府起了超强作用的市场经济。